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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博士墙”:读书还能否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

发稿时间:2019-05-22 09:04:00 编辑:李晨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村里有面博士墙

  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

  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

  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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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墙

  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

  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

  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

  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

  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

  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

  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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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

  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

  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

  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

  “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

  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

  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

  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

  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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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墙

  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

  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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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

  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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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小学

  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

  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

  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

  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

  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

  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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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

  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

  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

  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

  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

  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

  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

  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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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

  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

  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

  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

  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

  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

  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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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

  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

  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

  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

  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

  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

  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

  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

  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

  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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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

  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

  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

  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

  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

  “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

  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

  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

  “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

  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

  “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

  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

  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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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

  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

  “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

  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

  “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

  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

  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

  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