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杭州电报业务正式关闭。而在此前的一天，杭州武林电信营业厅收到的电报单高达5846份——这是杭州过去一年发报总量的200多倍。一场事先张扬的告别，让这项百年通信技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复活”。

　　杭州电报岗位上的最后一班电报员任宏感慨：“没想到退休前，还火了一把。”

　　5月11日，任宏和同事在加班处理电报。受访者供图

　　告别

　　杭州电报业务的火爆，似乎始于一场意外。去年11月，杭州的电报机出现故障，一位视频博主拍摄了北京和杭州发电报的过程，意外带火这项“古董”业务。

　　今年3月24日，杭州电信公司宣布电报业务将于5月1日全面停止。这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讨论，在杭州线下也引发“发报潮”。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赶到杭州，在画满绿格子的电报单上，写下自己想留下的话。“最后一天，营业厅从早上8点排队到晚上8点半。”任宏说，此前杭州一年仅收到二三十份电报单，而去年11月到关停前累计收到近两万份电报单。

　　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发电报的新奇经历。有人花125元填写了23封电报单；有人刻意模仿20世纪80年代的口吻，写下“速归”，还创新出“有急事速回微信”；有人给爱人发去“望平安，勿念。学成即返”；还有人写下“纪念永不消逝的电波”。

　　任宏记不太清这些电报的内容了，“太多了，有些写太长了”，他说来不及细细看。他只是像往常一样敲码，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他也惊讶于现在的年轻人发几百字的电报，“里面写了一些表达感情的话，我们这代人看不懂了，可能这就是年轻人的仪式感吧”。

　　他记得他们那个年代的仪式感——20世纪80年代的鲜花礼仪电报，“普通的电报里面送出一束鲜花，其实就是咱们封套设计得漂亮一点，上面印有一束花”。他回忆，当时有新人在结婚前，算好时间去预定鲜花礼仪电报。在婚礼现场，投递员捧着电报和玫瑰冲进婚礼现场，“‘啪’，电报一来，氛围是很好的”。

　　5月1日杭州电报业务已对外关停，但收到的上万份电报单至今都还没发完。报房里堆着一摞摞厚厚的电报单。面对这次涌来的海量电报单，任宏跟7名“老战友”整个“五一”假期一直在报房加班。

　　这些“战友”过去都是电报岗位上的老员工。他们分工明确，任宏负责发电报，7位老同事分别负责校对、分装和封装工作。8人一起工作，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差不多一天可以处理千来份电报”。

　　任宏这些天都在想，“怎么更快处理这些电报”“明天怎么能往北京多发一点”。他说：“要赶在最快的时间把电报发出去，不然客户就等急了，打电话问怎么还没收到。”

　　1982年，任宏在操作电报机。受访者供图

　　古老的密码

　　在杭州市惠兴路9号的电报房里，8人忙碌地处理电报工作，但电报机早已沉默，没有了他们往日熟悉的“嘀嘀嘀”声。

　　去年11月，那台老式发报机彻底坏了。任宏仍旧坐在老旧的黄色文件柜前，用一台普通电脑敲击着电报码，延续这场“告别”。“机器坏了，但格式没变。”哪怕电脑能直接打字，他也坚持用电报码输入。屏幕上，每敲四个数字就会跳出一个汉字，像在演绎某种古老的密码。

　　这项古老的密码，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至1870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海底电缆接入上海，首次在中国引入电报业务。汉字电码本的设计就此提上日程。

　　1872年，由法国人威基谒编纂的《电报新书》出版，这是最早的汉字电码本。该书以四位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从《康熙字典》中筛选出6391个常用汉字。之后晚清官商也进行了诸多尝试，当时颁发了《电信新法》电码本。

　　李鸿章曾在奏折中写道：“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奏请下，在1881年设立了中国电报局，以天津和上海作为起始点展开了国内电报线路的建设。

　　1881年12月28日，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电报，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津沪电报线传来的首份官电。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自办电报业务的正式开端。

　　100年后，16岁的任宏进入杭州电信，成为新的“通讯使者”。

　　通讯使者

　　顶着传递最要紧信息的责任，“通讯使者”上岗之前要经过培训，最基本的要求是背牢2000个电报码。当然，背熟电报码是远不够的，打电报码的速度也要够快。任宏回忆：“一分钟要打五六十个字，也就是一两百个数字，否则一段电报要几分钟，太慢了。”

　　接手这份工作，他始终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说，电报是那个时代的“硬通货”。部队探亲需凭电报批假，火车站接站要出示电报进站，法院将电报作为有效证据，“像我们20世纪80年代办理出国的护照，姓名下面都必须要有电报码的”。

　　在熟背的3000多串电报码中，任宏印象最深刻的还是“6643 2981”，这串他脱口报出的电报码，代表“速归”的意思。在电报的黄金年代，这两个字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紧急呼唤。收报人常常要对着这条简短的讯息揣测半天：为什么速归？出什么事了？谁病了吗？

　　“也不是发报人不想把话说清楚，”任宏解释道，“20世纪80年代发电报，几分钱一个字，但每个字都要算钱的，填的姓名地址也要算。发一封电报要一两块钱，够全家一天的伙食费了”。

　　在那个年代，也只有最紧急特殊的情况，大家才会去发电报。任宏做了将近15年的电报工作，发了20多万封电报，但只为自己家事发过一封。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给在安徽当兵的哥哥发的一封“父危速归”的电报。

　　如今发电报的价格仍定格在1992年的标准，一个字0.14元。发一封短电报的一两元，对现在的发报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紧要了。“速归”两个字，也成了年轻人怀旧的“梗”，出现在4月30日那5846份电报里。

　　5月1日，杭州电报业务关停后，中国仅剩北京保留民用电报业务。由北京报务员建立的交流业务的“中国电报”的微信群内，目前各地的在职员工和退休员工算在一起，也只有11人。今年满60岁的任宏，即将成为群内退休成员的一员。

　　他回忆在杭州电信工作的这几十年，亲历了杭州电报业务的鼎盛时期，“当时杭州20多个营业厅，每天处理上千份电报”，也见证了20世纪90年代传呼机兴起，电报量锐减。他转岗卖过BP机、小灵通和手机，也销售过宽带业务，见证一代代通讯产品的更新迭代。

　　直到2023年9月，电报岗位上的老员工退休，任宏又被调回报房，做回他最熟悉的电报工作，也成为网友口中的“杭州最后的电报员”。

　　4月30日，杭州给全体市民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电报结尾写道：“此去光年，西湖烟雨皆入云；山河为证，永不消逝是初心。”

　　实习生 何新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从玉华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1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