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向徒弟们传授塔吊操作技术

　　王超在工地现场

　　王超获得“北京大工匠”称号

　　从16岁到现在，90后王超从农村孩子成长为技术能手，从30多米高的塔吊开到300多米高的塔吊，在塔吊的驾驶室里亲眼看见了祖国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也见证了中国基建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

　　近20年来，王超与冰冷的起重设备为伴，在百米高空的“方寸空间”里恪尽职守，创下了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纪录。他先后参与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人民大会堂屋面改造、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等30多个大型重点工程，累计工作超6万小时，吊运物料总量达55万余吨——这相当于独自吊起了十多个环球贸易广场的用钢量。2023年，他荣获第三届“北京大工匠”称号，并成为“王超起重吊装技能工作室”的领军人，组织编写多篇专业论文，申请2项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2024年，他获颁“首都劳动奖章”；2025年，再获“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誉，并被评为西城区“西融人才”及“北京榜样”。

　　从全国技术能手、首都劳动奖章到北京市劳动模范，每一份荣誉都是汗水与坚守的凝结，也是王超前行路上不竭的动力。

　　塔吊不只是钢铁设备更是力量的化身

　　塔吊司机王超眼神里有种与年龄不符的专注与沉稳，他笑说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以为他的年龄将近五十了呢，知道他是90后，都会大吃一惊，“因为每天工作在塔吊驾驶室的方寸空间里，百米高空中，阳光透过四周的玻璃照在我脸上，皮肤被晒得火辣辣的疼。日积月累，就晒成了我现在的肤色。”

　　王超对记者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生活的希望全系于几块山地，春种秋收，全凭人工搬扛，他不禁想：“要是有车能用到种地上该多好。”王超说他很小就对车、对机械好奇，并非源于兴趣，而是渴望减轻至亲劳作之苦的本能。

　　16岁那年，命运的重压骤然向王超袭来。父亲在劳作中腿部受重伤，膝盖先后经历四次手术，此后长达三四年时间“下不了地”。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在母亲柔弱的肩上。看着年仅五岁的妹妹，又想到家里的境况，16岁的王超毅然放下刚收到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其实王超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后来曾三次登门，希望他能继续读书。但面对现实的家庭处境，他最终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而无奈的选择——辍学打工。

　　王超跟随亲戚，走进尘土飞扬的工地。瘦小的身躯在成堆的建材和钢筋面前显得格格不入，“身小力薄的，干活也干不动”。然而，就在这力不从心的困顿中，高耸的塔吊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他眼中，塔吊不只是钢铁设备，更是力量的化身，很威风。王超鼓起勇气向塔吊师傅拜师，师傅看着这个眼神里透着机灵的小伙子说：“学这个没问题，但你得敢爬。”30多米高的塔吊，在当时的王超眼里像一座“通天塔”，“刚往上爬时没觉得害怕，可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手和脚却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往上看，看不到头；往下看，已经是几十米的高空。那种上不敢上、下不敢下的恐惧让我至今难忘。”

　　而且，等真正操作时，王超发现这个“钢铁巨人”远比想象中难驾驭——师傅操作时吊钩稳如磐石，到他手里却像脱缰的野马转着圈晃，完全不受控制。“师傅给我做了一个示范，他拿一根线绳拴着线坠，绳晃的时候，手跟着线坠一起动，线坠一下就稳了。”这个简单的比喻一下子点醒了王超。他恍然大悟：“塔吊吊钩和线坠一个道理，得跟着吊物的晃动去‘追’、去‘稳’。”三天时间，他就掌握了“稳钩”这项核心技能，师傅夸他“是块学塔吊的料”。

　　“稳钩”掌握了，但准度问题又成了新难关。从高空往下看的斜视角，让王超总判断不准吊钩与吊物的距离。“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因为只能在非工作时间练，他每天天没亮就爬上去，工人下班后接着练到天黑，起早贪黑，那段时间，塔吊驾驶室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重大工程的“护航者”用精准诠释担当

　　2019年，王超接到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的任务，这个作为冬奥会主媒体传播中心的工程，工期紧、构件重，意义大。

　　“这里集中了12台超大型塔吊，最小的能吊63吨，最大的独立高度达108米，起重量120吨。”王超回忆道，当时国内投入使用的120吨塔吊只有三台，为了这个项目，厂家特意加急定制了第四台，“那台塔吊的部件发到现场时，漆都没干。”

　　安装过程更是一波三折。正常的塔吊一周就能完成，这台定制塔吊却花了32天，“今天进个塔尖，明天进个塔身，进度根本跟不上。”王超每天协调现场施工和厂家发货，忙得脚不沾地，“那段时间闭着眼睛都是塔吊的安装图纸。”

　　最惊心动魄的是吊装82吨的钢梁，这根钢梁要安装到42米的高度，单台塔吊无法完成，为确保绝对安全，方案定为“双机抬吊”——两台钢铁巨擘，就像双人跳水，必须保持同频，同步起升、同步回转、同步行走，任何细微的不同步都可能导致钢梁倾斜，单侧塔吊瞬间超载，后果不堪设想。

　　“领导说这个事儿必须交给王超。”命令的背后是千钧信任，他清楚，这不再是单人操作，而是系统工程。理论计算之外，他需要一种近乎直觉的配合方法。王超反复模拟练习，最终摸索出方案——摒弃复杂的同步指令系统，创造性地提出了“主从配合法”：指定一台塔吊按稳定匀速起升作为基准，自己则驾驶另一台，凭借多年的手感与目测，主动去“追”它、配合它。

　　为锤炼这毫厘之间的微操，他给自己设定了近乎变态的练习——用吊钩吊起一支铅笔，再从数十米高空缓缓落下，轻触铺在地上的A4纸，要求纸面不破。“做不到成功率百分之百，十次能成功个七八次。”

　　吊装当天，现场专家和领导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两台巨塔嗡鸣，钢梁缓缓离地。在两米高度反复调试确认平衡后，真正的考验开始。王超的眼中只剩下吊钩、钢梁与目标点，他所有的精神都凝聚在指尖对操纵杆的细微控制上，如同在高空进行一场没有容错几率的微雕。

　　回转、走车、落钩……当钢梁的螺栓孔与柱头上的螺栓严丝合缝地对准，误差被锁定在3毫米以内时，紧绷的弦骤然松开。“吊完了以后，就感觉整个人都软了一样。”他回忆道，那时才发现，“后背都湿透了”。

　　独特的思维模式“提问题—找路径”

　　2020年，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项目启动，这个建在山区岩石上的工程，面临着塔吊接地和防碰撞的难题。

　　“塔吊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以确保雷击安全，但工程位于岩石山区，岩石导电系数不够。”王超反复试验，最终用铜箔纸铺在塔吊基础下，将钢筋与主体结构连接，接地电阻实测仅0.9欧姆。针对多台塔吊交叉作业的碰撞风险，他联合厂家研发防碰撞装置，通过大量实测数据，设置了3米的安全制动距离，既保证安全又不影响效率。“创新不是凭空想象，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王超有一套独特的“提问题—找路径”思维模式。“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想，比如说这件事儿如果要让我来做，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样设计这个产品？”面对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的接地难题，他提出的“铺设铜箔纸”技术路线，就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他坦承自己研发能力有限，但他的长处在于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我们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创新模式，使得他的每一次贡献都直击要害，充满生命力。

　　对于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新技术，王超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由他牵头研发的智能监测系统便是拥抱新技术的例证。但他也基于对施工现场复杂性的深刻理解，认为塔吊的“无人驾驶”短期内难以实现。“建筑施工现场的一些变化是非常大的”，这种动态的、非标准化的环境，目前仍需要人的判断与操作。王超的态度是务实的：欢迎技术减轻负担、提升安全，但绝不神话技术，坚守人在复杂系统中的核心价值。

　　对安全的执着近乎一种“强迫症”

　　王超十分牵挂塔吊的“健康监测”，传统上，塔吊垂直度依赖人工经纬仪测量，一个项目几十台塔吊测一遍，往往需要两三天，且只是周期性抽检，无法实时掌握变化。王超从自身管理经验出发，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与低效。他主动提出设想：能否利用现代技术，实现不间断的自动监测与预警？

　　在他的具体需求牵引下，公司与高校合作，研发了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塔吊垂直度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在塔吊上设置监测站，在地面设立基准站，结合北斗信号，实时解算塔吊的微小位移，并建立了安全、预警、报警三级大数据模型。这套系统将安全监管从“间断抽查”变成了“连续守望”，一旦数据异常，立即预警，防患于未然。王超不仅是需求提出者，更是核心参数与场景的提供者。当系统最终投入使用并推广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普适安全标准的深远成就感。

　　王超对安全的执着，近乎一种“强迫症”，其根源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悲剧。2009年，他那位手艺高超、用“线坠”比喻点燃他悟性的恩师，因一起塔吊事故不幸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巨大，“接受不了”。

　　王超曾一度萌生退意，离开了塔吊，尝试开挖掘机、装载机，“中间想放弃塔吊工作”。然而，对这门已浸入心血的手艺，他内心有“不甘心”的挣扎。转折发生在2012年，他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这里，他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景象：严谨的管理制度、深入人心的安全意识、设备精细的维护保养。规范化、体系化的现代工程管理，为他重新点燃了对这个行业的信心与希望。

　　王超选择回归，但归来时，肩上已背负了师傅未竟的警醒。安全，从此不再只是规章条款，而是一种融入血液的责任，一份对生命的敬畏。问王超本人是否经历过让他记忆深刻的危险，他回忆起了“空钩惊魂”事件：在一次看似最安全的空钩操作中，钢丝绳套意外挂在了旁边的钢筋钩上。“塔吊一下就弹起来了……当时我这手就扶着窗户，晃得腿都软了。”这次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也让他一直思考“怎么样在这种瞬间加载的情况下，能够让塔吊安全，不会伤到人”。

　　王超还牵头编写《起重吊装作业指导手册》，从塔吊安拆、运行到吊物捆扎、信号指挥，形成一套全面的安全指南。他想将个人与团队的经验，转化为行业可以共享的知识财富，让“安全”这根弦，通过规范的文字，绷紧在更多从业者心中。

　　对“简单重复”的深度挖掘与极致苛求

　　很多人认为塔吊司机的工作是单调的重复，王超却认为：“重复性劳动里不会只是单纯的重复。”他的不平凡，正源于对“重复”的深度

　　挖掘与极致苛求。

　　2012年，他凭借扎实的技术，入职第一年就被任命为机长，带领的机组还被评为“标杆机组”，赢得了流动红旗——这意味着机组每个人每月能多拿300元。“我要求驾驶室必须保持干净，进驾驶室必须脱鞋，换上拖鞋，下班前，必须用湿抹布将操作台、窗户、地板彻底擦拭干净。”他把每一次吊装都视为一次“精度雕刻”。吊钩的摆动幅度、回转的平滑程度、落点的准确与否，他都在心里暗自较劲，追求比上一次更稳、更快、更准。他会去琢磨“销轴的磨损量达到多少该报废”，研究“螺丝应该拧到什么力矩”。他说：“只有注重细节，做到极致以后，才能叫作精益求精。”

　　2017年，王超代表北京建工参加全国比赛。当时比赛用的中联品牌塔吊，与他平时操作的永茂塔吊差异很大，“就像开惯了自动挡突然换手动挡”。但他凭借过硬的理论功底，考了理论满分，最终获得全国第六名。“这次比赛让我明白，技术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2019年，当再次接到参赛通知时，王超心里充满了压力。“已经拿过全国第六，再比拿不到前三怎么办？”但他还是咬牙投入训练。比赛中有个高难度项目：吊着装水的水箱，要把水箱底部的孔精准套在直径10厘米的立柱上，水箱压到不同颜色的圈会扣分，出界就是零分。“从高空看不到水箱底部，我就以地面的圈为标的物，反复琢磨落钩角度。”

　　正式比赛时，他不仅理论再次满分，实操更是以“动作最连贯、停顿最少”的优势，成为200多名选手中最快完成项目的人，最终斩获全国第一，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王超说：“那一刻，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023年，王超参加第三届北京大工匠评选。接到通知时距离比赛只有两天，他连夜准备材料。答辩环节，专家提问的塔吊故障排查问题，他对答如流，获得小组第一名；理论笔试满分；实操时，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川建塔吊（驾驶室在左侧，与常见的右侧驾驶室相反），他沉着应对，实操分数超第二名9分，成功获评“北京大工匠”称号。

　　当被问及什么是“工匠精神”时，王超说：“这绝对不是口号”，他将其还原到最微小的单元，“哪怕是一颗螺丝，我也得考虑这颗螺丝拧上螺母以后，怎么样能够防止松脱。”

　　基于此，他总结出一个优秀劳动者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天赋，也不是经验，而是“责任心”。这份责任心，对内是对自己手艺的苛求，活干不好，“自己心里难受”；对外则是对他人安全、对工程质量的绝对承诺。它驱使着王超在无人要求时主动思考“螺丝外露三扣还是五扣会有什么问题”，在每次操作前进行无数次心理推演。

　　成为大工匠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在王超看来，成为大工匠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没上高中是他心底的遗憾，也成为他日后奋力追赶的动力。2017年，他开始攻读本科课程。更高的挑战是考取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四本700多页的教材，充斥着他不熟悉的专业术语，“说实话，有的字我都不认识”。然而，他用三年时间，每晚六点半雷打不动地学习至深夜，“硬啃”了下来。成绩公布时，这个硬汉“眼泪都出来了”，“我跟我媳妇儿说，我现在有好多白头发，就是准备考试长出来的。”

　　当被问及对即将步入社会或正在打拼的年轻人有何建议时，王超的回答是：“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把这个职业干好。”在他看来，认真工作、追求极致，首先是对自己内心的交代，是赢得尊严的方式，然后才是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他鼓励年轻人，不要总是期待环境来适应自己，而是主动去适应、去深耕，在看似有限的舞台上，舞出最精彩的篇章。

　　王超多次说起“带着工匠精神去工作。”在他看来，工匠精神不是遥不可及的神坛，而是可以应用于任何岗位的行动哲学。“很简单的一个工作，只要你用心把它里边的一些细节想到位，这个工作你一定是干得最优秀的。”

　　高压的工作需要出口，王超的调节方式是跑步，用身体的疲乏驱散精神的紧绷。跑步时放空大脑，出一身汗，“回来再喝点水”，成为他重置状态、保持心理韧性的重要仪式。王超笑说自己只会跑步，不会球类运动，也不敢玩过山车、蹦极那些刺激的娱乐项目，“这算是我的职业病吧，不能承受那种突然失重的感觉。”

　　对于未来，王超的规划清晰而坚定：“还是离不开这个行业。”他拒绝了调离一线的管理岗位，坚持要留在现场。他的理由朴素而深刻：只有扎根一线，才能保持对设备状态的密切感知，才能与司机、工友有最直接的沟通，才能发现那些亟待解决的“真问题”。他的路，依然在塔吊之下，泥土之上，向着更坚实、更远大的方向延伸。

　　文/本报记者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