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禀贺是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首位视障研究生

　　孙禀贺和团队在一起

　　工作中的孙禀贺

　　孙禀贺知道哪吒，也知道哪吒被导演“饺子”重新定义了。“看”过电影《哪吒》之后，“我命由我不由天”在他脑海中翻涌，让他热血沸腾。

　　如今，他的世界里没有颜色和图像。八岁前，他是有过视力的，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没法看电影，确实有点遗憾。”孙禀贺说，但也仅仅是遗憾而已。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能“看见”的事，还有很多。

　　孙禀贺，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首位视障研究生，2026年3月，他以项目发起人的身份，带领团队研发智能盲杖，希望能够用代码和传感器，为视障者破解“最后十米”的难题。

　　慢慢消退的视力

　　“看不见但能听，听也很开心”

　　2004年，孙禀贺三岁。这一年，父母发现他玩玻璃球时不再直接抓，而是用手摸——伸出手，摸索，碰触，确定位置，然后拿起来。

　　医院检查结果是高度近视——不是普通的高度近视，是会不断恶化、最终可能导致视网膜脱落失明的类型。

　　那时他太小，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记得做过几次视网膜修复手术。术后的世界似乎清晰了一些，但过不了多久，又慢慢模糊。

　　他的视力一点一点消失。起初还能看清颜色，后来必须在强光下才能看清，再后来强光下也只能分辨差异较大的颜色——红和黄还能区分，深蓝和黑已混在一起。直到最后，只剩下光与暗。

　　“有一天我发现分不出屋里是否开着灯了，就知道自己看不见了。”彻底陷入黑暗的那一刻，孙禀贺没有慌，反而心里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定了。那一年，他8岁。

　　那时他已在盲校上学。周围同学情况都差不多，所以他并不觉得“看不见”有多可怕。大家上课、玩耍，下了晚自习冲回宿舍看电视——《大耳朵图图》《喜羊羊》《斗龙战士》，还有悠悠球和陀螺的动画片，“看不见但能听，听也很开心。”

　　他把自己归结为“钝感型”——不是不敏感，是不太容易被负面情绪困住。父母从没刻意和他聊眼睛的事，他也没主动说过视力退化的感受。唯一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时刻，是每年见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时候。虽然一年只见一次，但老人们始终记得他以前是能看见的，“他们难过，我也很难过。”

　　于是，这个家庭有了一种默契：谁都不提。父母默默观察他的视力变化，心里盼着残余的视力能保住；他默默接受着视力的消退，把所有精力投入到那些不需要眼睛的事情上。

　　培养独立生活技能

　　“你可以不做，但不能不会”

　　孙禀贺上小学前，父亲就开始教他做家务：扫地、墩地、叠衣服、倒水、开锁——所有独立生活需要的技能，都教。父亲的逻辑是：“你可以不做，但不能不会。”这话后来也用在了视力完全正常的妹妹身上。

　　在北京盲校，孙禀贺度过了小学和初中的时光。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和普通孩子有什么差别。“在校内我们都不用盲杖，”他说，今年他带同学回盲校参观，大家的感觉都是“和普通学校没什么区别”。

　　盲人学生能选的专业极其有限。考大学只能通过单招单考，报有限的几所大学、有限的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

　　高中时他有段时间特别努力，每天早晨一个人去上早自习。有几次被物理老师看到，老师劝他不要太累，劳逸结合。高二下学期之后，他把更多时间放在编程上。

　　2019年，孙禀贺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二那年，他辅修了人工智能专业。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怀疑：盲人学人工智能？连屏幕都看不见，怎么写代码？怎么改bug？怎么跟上PPT和板书？

　　PPT看不到，他请旁边同学描述：“老师现在放的什么内容？标题是什么？公式推导这一步写的是什么？”老师讲得快跟不上，他就提前在网上找公开课预习。代码写错了没有视觉标红，他就靠屏幕阅读器逐行听，听到报错声音再回头改。

　　“初期效率确实低，”他承认，“但编程不光是写代码，更多是理解结构。熟练后效率就差不太多了。”

　　给导师展示编程

　　“这个学生，我要了”

　　大四，孙禀贺决定跨专业报考北邮的计算机专业。

　　这不是一时冲动。本科期间他已经开始做了几个小项目，其中一个是在电脑上模拟一款价格昂贵的盲文输入设备——那种设备要一万多元，很多视障者买不起。他用软件实现同样的功能，还用了自然语言处理，能把盲文直接转成汉字。这款软件极大方便了视障同学。“我当时觉得，人工智能真的很有用。”

　　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本科时参加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活动。那次，他和时任院长洪小文博士有过交流。洪小文告诉他，国外有很多盲人在微软、谷歌做程序员，做得都很好。“我曾和一个同事合作开发项目，直到项目结束，我才知道对方是盲人”。

　　对盲人来说，读针灸推拿、毕业进医院、月薪过万是一条稳定的路。跨专业考计算机，前路未知：能不能考上？有没有导师接收？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每一步都不确定。

　　坚定支持他的，是父母。“他们一直相信我，做什么他们都支持。”

　　第一次考研，孙禀贺失败了。最大的困难是市面上没有他能用的教材——数学公式读不了，计算机符号读不了，英语阅读材料也没有盲文版。起初他用最笨的办法，请人读书录音，但效率太低。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国外盲人，对方教了他提高效率的方法，这才得以坚持下去。

　　第二年，他经常学到凌晨两三点，早晨四五点又起来。“学两个小时再吃饭。”对他来说，抵抗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延长学习时间。这一次，他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出成绩后，孙禀贺给导师杨树杰发了一封邮件，坦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位视障者，完全失明，想报考您的研究生。”邮件发出去，他心里忐忑，不知道导师会怎么回复他，甚至不确定会不会回复。

　　很快，杨树杰回复了：“可以，来见一面。”见面当天，孙禀贺出门很早，自己坐地铁来到北邮。杨树杰描述第一次见到孙禀贺的情形：“他没有用盲杖，走得很快，紧跟着我，就好像能看见一样。”

　　在办公室，孙禀贺展示自己怎么编程。屏幕阅读器以极快的语速读出一行行代码，他一边听一边思考，然后敲下新代码。杨树杰盯着屏幕看了半天，问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调bug的？”孙禀贺回答：“有报错音效，‘当啷’一声，我就知道那一行有问题了。”

　　那天聊完，杨树杰心里已有判断：这个学生，我要了。

　　乐观向上的心态

　　“不拒绝帮助，也不依赖”

　　孙禀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他乐观、开朗、自信，很少把问题归因于“看不见”。

　　在他生活的视障群体中，有一种常见现象，遇到困难，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我看不见”。孙禀贺很少这样想，“我想的是，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看不见，能不能通过其他方法弥补。”

　　这个习惯，也许源自从小父母就把他当正常孩子养；也许是因为盲校的环境让他觉得看不见不可怕；也许是他读过的盲人传记——那些人成了作家、律师、音乐家——他读出的是“他们可以，那我也可以”。

　　他打字极快。微信上给他发消息，经常是这边刚按下发送键，那边已显示“对方正在输入”，然后一条完整的回复几乎在几秒内就跳出来。

　　他的记忆力也惊人。实验室开会讨论项目，各种技术参数、文献观点、会议时间、待办事项，他几乎不用翻笔记，张口就来。导师杨树杰说：“别的学生一周看一两篇文章，他一周看十篇，还全部汇总好，能讲出里面的逻辑漏洞。”

　　他的逻辑性极强。说话、做事、写代码，都是一环扣一环。问他一个问题，他会先给你一个框架，再往里填充细节，最后总结，像写论文一样工整。

　　孙禀贺被北邮录取后，学校高度重视。从校领导到学院书记，再到辅导员，层层做了安排。杨树杰接到的任务，是成立一个“帮扶小组”。“我们每天都要安排学生去陪他，帮他做一些事。”

　　帮扶小组的同学们一开始很有热情。但很快他们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很多他们以为需要帮助的事，孙禀贺根本不需要。

　　“他自己出去买个水，我们问要不要带他去，他说不用，自己可以走。”同学陈朴炎说，“上课老师画了什么，我想给他描述一下，他说不用，听着听着就自己会了。”

　　连最基础的带路，他也不太用得上。他走路很快，跟在明眼人后面几乎不掉队。帮扶小组逐渐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处处被照顾的人，而是一个生活能力很强的同龄人。唯一需要帮忙的，是吃完饭后收拾饭盆。“因为学校要垃圾分类，他分不太清楚，”同学林鹭乾说，“所以每天会有一个同学陪他吃饭，吃完帮他把饭盆收拾好。”

　　“我不会拒绝别人的帮助，但也不会依赖。求助和依赖是两回事。”孙禀贺说。

　　“最后10米”问题

　　用摄像头和传感器探测障碍物

　　孙禀贺出门，盲杖不离手。但“附近”和“抵达”之间，往往隔着一段路。

　　典型的是“最后10米”问题——导航结束，楼就在眼前，但门在哪？楼梯在哪？电梯在哪？

　　“没有产品的时候，只能找人问。”问的方式也有技巧。别人用手指方向他看不见，他只能自己指：“是不是在这边？那是不是在这里？”

　　进了楼，找电梯又是问题。电梯按钮大多有盲文，但如果没有，就只能靠尝试——一般左边奇数右边偶数，或从上到下排列。“试一次，不行就等电梯里进来人，再请别人帮忙按。”

　　比“找不到门”更让他困扰的，是盲道被占用。有些地铁站门口，盲道上停满自行车和电动车。还有一些障碍盲杖探测不到的悬空障碍物，比如空调挂机或低矮的树枝，尤其是松树，“走到那儿突然扎一下头皮，非常恐怖。”

　　他的项目正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探测腰部以上障碍物，用特殊震动提醒。

　　但总有些障碍难以解决。他有一次在路上走，前面是一辆清洁三轮车，车尾伸出一根长拖把。高度不高不低，盲杖碰到三轮车之前不会触到拖把，但他的身体会先撞上。“这种比较难，”孙禀贺说，需要单独做定点识别，当成单独的样本来训练。

　　孙禀贺的项目得到导师杨树杰的大力支持。杨树杰不仅提供资金和场地，还帮他组建团队——两个博士、三个研究生、六七个本科生，一起研发、测试。

　　今年，杨树杰更是把唯一的一个博士名额给了孙禀贺。“他提出要做这个产品，我觉得我们能帮他把这件事做成。两三年不够，就把时间拉长。”杨树杰说。博士名额对老师来说很宝贵，但杨树杰觉得值。

　　不给自己设限

　　“有了失败，就知道短板在哪里”

　　孙禀贺现在做的事，是做一根盲杖。不是普通盲杖，而是以盲杖形态存在的机器人——一套辅助视障者出行的智能系统。

　　这个想法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长出来。他出过无数次门，走过无数条路，知道视障者出门的“痛点”在哪里。

　　普通的盲杖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探测脚下障碍，感知路面起伏，保持基本安全，但也有局限：能帮你走到一栋楼前，但找不到入口；能走完一条街，但发现不了该在第三个路口转弯；能带你进商场，但找不到想去的店铺。

　　市面上的很多辅助产品，在孙禀贺看来，视角有问题。它们试图用语音指挥视障者走路：“前方三米有一个台阶，请向左绕行。”可对于视障者来说，如果有人告诉他前面有一个三层台阶，如果不拿盲杖去探测一下，他们根本不敢走——“我不知道台阶规不规则，高矮是多少。”

　　孙禀贺的产品不仅保留了盲杖最核心的功能——直接触觉反馈，还在此基础上增加对“决策点”的识别，比如路口、红绿灯、斑马线、门牌号、楼梯口等。“在户外尽量不用语音，因为视障者出行主要靠耳朵，语音过多反而是干扰。”

　　但测试并不顺利。第一代产品问题很多：灵敏度不够，延迟太高，某些路况识别不出。他们拿着原型机去各种复杂路口测试，学校东门口那条斑马线路面老旧、线条模糊，最初根本识别不出。

　　“翻车是常事，”孙禀贺笑着说，“但有了失败，就知道短板在哪里，一点点迭代。”今年1月，他第一次拿到硬件版本的产品时，心里很不满意——离他想要的效果差很远。但同时，也有一种踏实：“我知道我已经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在一点点往前走。”

　　孙禀贺经常说：“不给自己设限，遵从自己的兴趣，只要不偏离社会规则，就大胆去做。”

　　他不愿把自己定义为“残疾人”或“弱势群体”。他承认自己是视障者，但他认为视障者和普通人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实现同一件事的方式不同而已。“你一眼看到桌子，直接绕开。我必须走到跟前，敲到它了，才能绕开。但最后我们都走过了这条路，目标相同，方式略有区别。”

　　有人问：这根盲杖，是你的“眼”吗？他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他想做的不只是一根盲杖。他想推动信息无障碍的标准，用技术改变视障者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文/本报记者张蕊统筹/宋建华